基翁也曾在《旧金山纪事报》的专栏文章中发表过类似的总结：“像此前的很多例子一样，韦伯感觉尼尔森的独裁让他蒙受了奇耻大辱。”在夏洛特的那次爆发终于让这个矛盾公之于众。最终的结果是，韦伯出局了。韦伯透露此后尼尔森再也没有重视甚至搭理过他。所以他不得不试图挑战某些曾被认为是神圣的东西：比如教练之于球队的权威。最终，两人的这场矛盾开启了主教练和球员之间关系的新纪元。

时间转眼之间过去了13年。一天，《SLAM》主编本·奥斯本和我喝咖啡时谈到了这段往事。我告诉他，虽然韦伯拿到了那年的年度最佳新秀，但是这位“密歇根五虎”的老大和尼尔森之间的战争根本没有赢家，尽管在我看来，这是北美体育史上意义最重大的一场较量。在那件事情结束后的一年里，尼尔森匆匆逃离了奥克兰，而韦伯也被交易到了华盛顿，他此后也再也没有达到过人们期望的高度。《体育新闻》杂志今年5月的一篇文章回顾了韦伯的整个职业生涯，其中写道：“在和他的前四个东家(金州、华盛顿、萨克拉门托、费城)都不欢而散后，韦伯希望能够用如今的角色埋葬以往的失败经历，不过他的计划要从活塞板凳席开始。”

其实这些年来，两个人都曾努力恢复自己的名声。这个赛季常规赛尾声时，韦伯跟随东部霸主球队来到了麦迪逊广场花园，在客队更衣室里，我目睹了他“调教”一个菜鸟记者的场景。在回答了几个问题后，那孩子脸上敬畏的神情逐渐缓和下来，他似乎感觉自己破译了和大牌打交道的密码，而韦伯也适时露出了标志性的笑容：“一切都好，你干得不赖。”

但当时韦伯忧郁眼神里蕴含着的真实想法，其实是他巴不得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但他没有这么做。韦伯耐心地和那个菜鸟记者交流着：“底特律Country Day高中(韦伯母校)是一所伟大的学校，但是那里却让我没有安全感，我很害羞，在学校里找不到归属感，而且我总认为自己不够优秀。”

他继续和那位记者探讨着自豪的话题，“能和马丁·路德·金以及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著名人权运动领袖)拥有一些同样的东西，让我觉得很伟大，这种感觉就像人人都想拥有一幅毕加索的名画一样。这就是历史留给我的财富。道格拉斯让你我在如今社会立足变得更加容易。如果他没有自学成才，那么我们今天恐怕仍将一无是处”

听着他娓娓道来的谈话，我意识到，接下来关于尼尔森的问题肯定会大煞风景，但这是《SLAM》交给我的任务，而且我大老远从布鲁克林搭火车赶到这里也就是为了这个问题。“我都忘得差不多了，”韦伯听到我的提问后抢先说道，“那事情都过去14年了，我可不想旧调重弹，人们都希望那件事不是按照当时的轨迹发展。”

在采访了那件事情的众多亲历者后，我确信这就是一场关乎于尊重的争端，韦伯感到老尼尔森的处世方式没有显示出对他足够的尊重，不过他却不这么看。

“不，这正是我不愿提起它的原因，你们了解的都不是事情的真像。”韦伯抬高了声调，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那个事情与自尊无关，根本无关。那完全是因为对球队未来的不同见解引起的。”

他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我不得不将话题迂回到其他方面。我们开始追寻他的整个NBA生涯，好的时刻，坏的时刻，最终又绕回到了老尼尔森，以及两人间的冲突对他的影响。“那是一种你无法意识到的强烈冲击，”他说，“无论如何，那件事能让你永不停歇、快步前进，并且始终保持努力工作。那种严酷的环境你能显示出自己的真实性格。你不得不在暑假的时候加倍努力，在随后的比赛中证明那些批评家都是一派胡言。这就是那件事对我的影响，它促使我变得更强大。不只是在随后的第一个赛季，当我转到萨克拉门托后也是一样，它一直激励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