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个月后，1980年代真正的主角儿出场了。11月16日，北京时间22时左右，广播里传来播音员宋世雄激动的声音：“赢了！3比2！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祖国人民感谢你们！”体育馆内的队员拥抱在了一起，没有人说话，也说不出话，都只是在哭，所有的苦痛和付出在那一瞬间不可抑制地倾泻出来。

已经70岁的鲁光觉得，自己一生中最辉煌的经历就是深入中国女排采访，写出体育报告文学《中国姑娘》。而他的个人命运也跟女排紧紧连在一起，后历任《中国体育报》总编辑、人民体育出版社社长。

在报道女排前，鲁光是国家体委教育处处长。“在深入女排前，我对女排已有所了解。印象最深的是女排跟苏联队的比赛，苏联队员的大腿甚至比我们运动员的腰还粗，扣球力量特别大，谁接起来就会青一块紫一块的。我们的女排没别的办法，只能找男队员陪练，男队员的力量大而且狠。女排姑娘们都在说等我们拿了冠军一定要把袁伟民‘蹲个屁墩’，看到这些，我觉得我要写出点东西来纪录她们的精神。”

鲁光深入到女排的集训地——湖南郴州做细致的采访。他在那儿一住20多天，争分夺秒地采访了二十多位新老女排姑娘、教练以及为排球事业默默做贡献的无名英雄。回来后经过几个月的构思酝酿，奋战四十多天，写出了轰动一时的《中国姑娘》。

跟鲁光一样年逾七十的邓若曾，是女排五连冠的重要见证人。他曾是袁伟民的副手，1984年接替袁伟民担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现在住在北京通州的老人，对于女排的第一冠印象尤其深刻。“我们当时形势很明朗了，只要赢日本两局球，就冠军到手了。那天我们到场地一看，日本人坐得满满的，日本的小旗子、喇叭吹呀喊呀，震耳欲聋，我们听不懂他们的话，就当给我们加油一样。打赢了一局，哦，快了。第二局赢，完了，哦。大家一下子没明白过来，哦，冠军到手了。”

世界冠军！女排姑娘的胜利给当时信心不足的中国国民，是极为重要的心理补偿和精神鼓舞。对于当时学习女排的热潮，鲁光分析说：“以前贺龙有一句话，三大球不翻身，死不瞑目，当时小球已经很厉害，但是大球始终没有什么地位。由于文革，奖杯被否定了，那时奖杯成为了锦标主义的标记。到了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处于百废待兴的阶段。女排夺冠使整个国家形成了一个奋起的热潮，其实一场排球比赛的胜利不会引起全国这么大的影响的，正好人们都在等一天谁能为国家出口气，而女排也恰恰是遇到了最好的时机。”

1959年出生的电影演员谢园，那时候是典型的热血青年，他清晰地记得，当时他正在福州参加电影《心灵的呼声》的拍摄，“当晚导演宣布全组停拍，看中日女排决战的电视转播。”那时候电视少，人都挤在一个屋子看，看完后，狂喜的人们居然把椅子都拆了，摔成了碎片。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指挥若定的袁伟民，依旧是他的精神偶像。

当时《人民日报》的报道，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到11月28日为止，上海自行车行业提前33天完成全年生产370万辆自行车的任务。广大职工正以中国女排为榜样，决心抓紧今年最后一个月，再增产40多万辆自行车；中国女排夺得冠军的喜讯传到天津利生体育用品厂，工人们欢欣鼓舞，他们生产的金杯牌手缝足球和篮球已被国际足联和篮联批准为国际比赛用球，工人表示，一定要象中国女排队员那样，艰苦努力，尽快生产出具有八十年代水平的排球来；北京大学1万多名学生和教师在校内运动场举行庆祝会，学生会主席在发言中表示，北大学生要以中国女排为榜样，把激发出的爱国热情用到学习中去，用到努力攀登科学文化高峰上去⋯⋯”

据当年12月4日的《体育报》报道：中国女排夺得首个世界冠军的胜利，在全国人民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到年底，中国女排收到贺信、贺电和各种纪念品达3万多件，仅郎平一人就收到3000多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