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一个名叫卡修斯·马塞勒斯·克莱的18岁少年来到罗马，参加奥运会轻重量级拳击金牌的争夺。那时，没人能预料到这个腼腆友好的年轻人日后会成为名噪一时的大人物，永远的拳王。当年的克莱、如今的穆罕默德·阿里，在其自传中写道：“1960年夏天，罗马归来后所遭逢的各事中，最令我难忘的不是那英雄式的欢迎，不是庆祝会、警长、市长、州长，或那十位路易斯维尔的百万富翁，而是——一个漆黑的晚上，我站在杰佛逊郡大桥上，将奥运会金牌扔进俄亥俄滔滔的河水。”

也是1960年。约翰·肯尼迪在总统竞选时慷慨陈词：“今天在美国出生的黑人婴儿，与同一天同一地出生的白人婴儿相比，读完中学的机会只有一半，读完大学以上教育的机会只有1/3，失业的机会却要多一倍，寿命也要短7年。”

1968年，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这位甘地之后最伟大非暴力主义者的死却引发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放火、抢劫、纵火浪潮，一个月中，各类大小暴力事件高达711起。

也是1968年。奥运会百米赛场上，黑皮肤的“飞人”海恩斯跑进10秒大关；200米颁奖台上，黑色的拳头高举，如无言的呐喊。墨西哥城上空，“我有一个梦想”的声音久久回荡不绝……

就某种意义而言，整部美国体育史就是一部种族冲突史。自有组织的体育赛事诞生以来，无论是职业赛场还是业余赛场，美国从未缺少过光彩夺目的黑人运动员。但直到上世纪中叶，黑人始终无法立足于职业体育圈，尤其是棒球、橄榄球等团队运动，几乎找不到任何深肤色的踪影。

拳击与田径或许是唯“二”的例外，因为这两个项目靠的是单打独斗——但这也只是相对而言。第一位黑人重量级拳王杰克·约翰逊苦苦等待了两年，才得到本该早属于他的金腰带，只因前任拳王拒绝与一个“黑鬼”比赛。1935年，黑人拳手乔·路易斯击溃白人拳手普里莫·卡内拉，在现场报道赛事的一位体育记者这样形容获胜方：“一种狡猾而凶恶的存在，刚刚从非洲丛林里跑出来，也许还没进化到人的地步……”而即便是美国人歌颂至今的传奇英雄、短跑名将杰西·欧文斯，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连获4枚金牌，狠狠打击了希特勒的人种优越论，回美国后，却只能在悲惨而屈辱的状态下结束其职业生涯：与马赛跑，与狗赛跑。“那堵无形的墙越来越明显”，欧文斯这样总结自柏林归来后的生活，“所有人都会走到我面前，与我握握手，友好而熟稔地拍拍我的背……但却没有一个人愿意提供我哪怕一份工作。”——在号称世界上民主历史最久、最伟大的国家里，黑人的处境居然难堪如旧。

欧文斯之于当日田坛，恰如老虎伍兹之于今日高坛：不是该领域中第一个非裔美国人，却比此前任何人都更成功，因此也更置身于聚光灯下。伍兹说自己是“白黑印亚太”，即高加索人、黑人、印第安人与亚洲人的混血儿，但那些在乡村俱乐部球场上诋毁他的白人总会直接称他“黑鬼”——他们只看得见这四种血统里最显著的一个。当被要求选择单一种族身份时，伍兹回答：“我从不麻烦自己做这事，也完全没有必要。其他所有人都会自动替我下结论。”

两年前的美国公开赛，伍兹论证了他的这一理论，那次比赛他获得亚军。他回忆起曾经发生过的两件小事。第一件发生时他才五岁，“一群六年级的大孩子把我绑在一棵树上，在我身上用颜料写上黑鬼两个字，然后朝我扔石头。那是我第一天上学。”第二件则要近得多，“1994年美国业余赛，那年我18岁。我在外面练球，一些人站在篱笆后面对我狂吼，他们一遍一遍重复着黑鬼这个词。要知道那已经是1994年！”

人们往往高估了伍兹对高尔夫的影响力，一如高估威廉姆斯姐妹对网球的影响。的确，因为伍兹的出现，更多黑人、亚洲人、印第安人与拉丁人开始走上高尔夫球场。那片绿色果岭曾明文谢绝有色人种与犹太人，拒绝他们的俱乐部入会申请，拒绝邀请他们参加比赛。惟有伍兹，靠着上帝恩赐的天分，靠着对时尚的敏锐感觉，一跃成为高坛最显赫的名字、最酷最时髦的存在——在这项通常由穿格子花呢的白人银行家主导的运动中，绝非易事。但，请记住，直到今天，黑色的“老虎”仍是PGA巡回赛中孤独的存在，在未来可见的10年、20年里，第二个伍兹似乎都不会降临在我们身边。

在其自传《谁在害怕一个大黑高个儿》中，曾经的NBA巨星、如今美国电视圈中最睿智、最反偶像化的查尔斯·巴克利写道：“在美国，黑人运动员与黑人名流都不是黑人。名人的光环保护他们远离种族偏见。”如果这是真的，那也只是因为美国对名人的崇拜超过了对黑人的歧视。篮球之神乔丹的海报会出现在全美国青春期男孩的卧室墙上，但霍金斯，职棒大联盟芝加哥球队一位不那么有名的投手，一旦表现不稳定，就会成筐成箩地收到种族主义者充满仇恨的威胁信。体坛是一座严酷的炼狱，也是通往天堂的跳板。在其中我们能视见社会的进步，隔离墙在崩塌，却也能看到鬼魂般恋恋不去的隔离情绪，散发着腐败的气息，穿越时空而来。

巴克利本人从事的运动，篮球与NBA，或许是美国所有体育项目中对黑人最宽容的一个。但，尽管如此，冲突也永远潜伏在表面下不远处。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大鸟”伯德，上世纪80年代NBA白人超级巨星，曾公开号召联盟应着力打造更多的白人巨星，因为，引用他的原话，“绝大多数观众是白人”。在伯德眼中，“观众”的定义就是衣冠楚楚、消费能力突出的中产阶级。至于前乔丹时代与伯德双峰并峙的“魔术师”约翰逊，他曾说过自己早被美国人当成白人中的一员，享受着白人的待遇——但即便如此，其对手球队中也曾有白人球员当面说他是球队的“耻辱”，说他的上场是对己方球队“不尊重”的标志。

体育作家们试图将约翰逊，以及随后的迈克尔·乔丹，定义为某种天赋异禀的“天生的体育家”，而将伯德定性为球员中的“蓝领”阶层，好斗，坚韧，天天在训练场上挥洒汗水，靠勤能补拙来实现笨鸟先飞。这种说法并没有本质错误，约翰逊的确先天条件超人一等，而伯德也的确异常勤奋。但球场上的伯德一样拥有开阔的视野、美妙的手感，球场下的约翰逊训练时间之长、强度之大也绝不比伯德逊色。

归根结底，这是一种简单的偷梁换柱二分法：白人运动员之所以成功，靠的是勇气、毅力与意志，而黑人运动员靠的则是面孔、身材、上帝恩赐的能力。其背后的潜台词显而易见：前者靠头脑赚钱，后者靠身体吃饭。黑人能否成为体育巨星？当然，毫无疑问。能否成为出色的教练、球队领袖或入主球队管理层？这个……很抱歉。《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鲍勃·赫伯特就曾说过：如今，“天生的体育家”已成为“黑鬼”的另一种代名词，更委婉也更绅士，更虚伪也更恶毒。吉米·施奈德，一个唠唠叨叨、常惹嘴皮子官司的美国某电视网橄榄球分析家员，1988年就曾在直播中说：“黑人之所以是更好的运动员，因为养他们就是为了干这个。”

2005年，种族隔离撤销的58年后，MLB仍然只有四名黑人先发投手、两名黑人教练与两名拉丁教练；美式橄榄球球队的核心位置四分卫几乎全由白人把持，黑人主教练更是寥寥可数（但其数量正在缓慢增长中，因为自2002年起，NFL联盟要求每当出现空缺教练位置时，球队必须至少面试一名非白人候选人）。1987年，前洛杉矶道奇队总经理艾尔·坎帕尼斯轻蔑地说黑人不具备领导能力，并引用投手中黑、白人数的对比以为例证。他很快就丢了工作。

《纽约时报》最近一次调查发现，NBA中黑人教练的平均任期为1.6个赛季，而其同时期的白人教练的平均任期达到2.4年。这或许是新世纪里种族歧视的新表现形态：无法赋予黑人同等的耐心与信任。绝大多数球队只有在球队表现不佳时才会更换主帅，黑人教练大约只能得到白人教练三分之二的考验时间——他们被剥夺了“承受失败”的同等机会。

暂且撇开冲突相对和缓的篮球，去看看其他重灾区。从没有黑人入选奥运会美国游泳国家队，或跳水国家队；尽管人们不断增加投入，设立各种特殊项目，以吸引黑人参与水上运动，但1996年美国国家游泳锦标赛中，455名参赛选手，只有7名黑人。愚蠢的坎帕尼斯说这是因为黑人没有浮力！事实却是，黑人聚居地大多地处城市中心，缺乏必须的训练设施，而他们也多半付不起参加游泳训练班的学费。

网球素来“纯洁如百合花”，尽管美国也涌现过吉布森、阿瑟·阿什、威廉姆斯姐妹；足球反倒是一个例外，但无论是世界杯赛场上还是奥运赛场上，美国足球队都只算得上二等公民（在国内其他职业联盟的挤压下，足球比赛连二等公民都算不上）；纳斯卡赛车，美国发展最迅速、势头最猛的运动，如今只有一名黑人车手登记在册，黑人车迷也寥寥可数——这项运动的最著名粉丝就是小布什总统，白人。

文化、经济、传统合力造就了这一现状。绝大多数美国人——无论肤色是白是黑，听到“高尔夫球手”，脑海中就立刻浮现了一个穿着傻瓜香蕉裤、遭遇中年危机的傻瓜白人；听到“拳王”，是穆罕默德·阿里；听到NBA，就是迈克尔·乔丹。从阿里到乔丹，黑人运动员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从试图改变世界的热血政治家，到征服全世界、热衷自我推销的天才商人。这是一条越走越光明的路：终于，黑人选手不必再将自己当做“反种族歧视”的旗帜，他们证明自己能与白人同伴一样，卖出个大价钱。

“漂白”之路已走了一半。但这究竟是好、是坏？开放式的问题还没有答案。《芝加哥论坛报》专栏作家佩吉就担忧：乔丹等人的成功会引诱黑人们从此放弃正常的职业道路，专注于一夕成名的美梦，将体育、娱乐视为改善生存状况的唯一出路。

财富、名气，对黑人少年，这些已不再遥远，大城市的贫民窟里，挣扎在毒品、卖淫、犯罪中的黑人少年看到了逃离底层社会的一线曙光——尽管，即便是跑道上、球队里、拳台上第一流的黑人体育明星，也大半接受着白人教练的指导，期盼着白人观众的掌声，和白人老板手中的支票。

欧文斯没能等到这一天；海恩斯不会介意这一天；阿里、乔丹、伍兹们共同创造了这一天；马丁·路德·金预料到了这一天。乔治亚州的马丁·路德·金的大理石碑上镌刻着墓志，摘自一首古老的奴隶赞歌。当年向华盛顿进军时，金曾用这赞歌来结束自己的演讲：

“到底解放了，到底解放了；

感谢上帝，我到底获得了解放。”